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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预算规则被确立为不可侵犯的纪律。
但是，中央的这一要求并没有在实践中很好地落实。通常来说，中国以冶金、机械、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后期，意思是说它不能再继续发展了。
过去中国是先有城，后有市，现在，依然有很多城市只有城没有真正的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稳步推进，但是这个城镇化是工业化带动的，是引致型城镇化。可以说，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学界最大的冲击，或者说最大的影响就是，它使大家有了一些信心，我们感到，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我们虽然仍是小学生，但是，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我们确实已经开始可以和发达经济体进行平等讨论了。长周期的危机，它的实体经济基础是科技进步，而且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正如此，中国才会出现工业化水平超过城镇化水平的状况。
当这批比较大比重的人获得就业机会之后，就产生了人口红利。我以为，实现这些新特征，我国将得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的升级版。债权人如何保护，你有新的安排吗，没有。
而我国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正是在奉行严格的法定资本制条件下实现的。在公司法层面，我国并未受到来自外部的制度竞争，因此，我们没有任何适当的理由去模仿、复制授权资本制的理念和做法。如果经过债权人的调查，查证公司的财产被股东违法分配、通过关联交易而转出、股东挥霍、赠送他人等手段使股东或其利益关联人从中获取非法利益的，可以采取下述方式给债权人以救济：（1）直接援引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认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据称，最高法院的相关答复和笔者的意见一致。
（2）在债务人公司破产的情形下，股东向公司的借款债权，援引衡平居次规则（即深石原则）认定其资本数额不足其实际业务所需，确认其抵押担保无效，列入劣后债权分配。已经缴付的资金被股东从公司撤出，传统体制下就是抽逃出资行为。
我的发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评价这次资本制度改革。如果把这个问题完全交由公司的交易相对方自己把握，自己管控风险，而国家立法、司法机关袖手旁观，实在缺少公权道德。余下的唯一一种抽逃出资行为只能发生在控制股东不经股东会修改章程而撤回自己出资的情形。当下，最要紧的问题已经发生，就是工商系统不再登记股东出资，招致法院查封有限公司的股权无法在登记机构落实，未来股权的流动也会招致某种不确定性，通过登记机关对股东所给予的第三人记载实现的最终保护不再存在，如同民政部门只认可结婚的合同而不再颁发结婚证一样，在我国就是异想天开的闹剧。
二、关于无赖公司问题。2013年由工商系统牵头引领的抽风式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是由强势的地方行政机关打制度擦边球，从公司登记改革切入越权先斩后奏切割公司法，逼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吃改革冷饭，借机谋求工商系统逃避管理责任的一己私利和地方政府高举旗、揭皇榜、挖制度洼地抢夺全国金融利益以及某些官员试图获取官场红利，不仅仅是追求制度GDP的一种升级版，地地道道就是一场在改革名义下轰轰烈烈制造有毒制度产品的恶作剧。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其中未尽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同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侏儒公司造成债权人的损失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希望事后获得制度救济几无可能。
起源于深圳的商事登记改革，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都是政治活动的一种工具。地方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一时等不及司法解释出台的，可以独立创造新类型案例，并可选择逐级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
二是一项空手套白狼的公司法改革措施，打一项资本制度，学生答曰认缴制。工商局为一己私利，在改革的名义下夹带作弊行为，导致经济秩序失常和股权财产流转困难，真的辜负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任，如果放在封建社会，事后明白事理的皇帝不治你个乱臣贼子的罪名才怪哩。
对于改革带来的几个问题，我有如下几点建议： 一、关于侏儒公司。三、关于公司资本虚报、虚假出资及抽逃出资问题。法官们在长期审理民商经济案件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养成一种尊重诚实守信的当事人而鄙视玩弄法律技巧、巧舌如簧的当事人的职业心态。然而，公司资本不再关涉到注册机关的行政职能，它怎样履行监管职责？从哪个视角可以切入？令人百思难得其解。在这种情形下，债权人只能对欠债公司首先申请破产，依据破产法第35条[1]由管理人向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追缴出资，借以实现债权，导致昂贵的社会成本。但我今天可以给出一个形象化的类型归属，如果大家知道苏丹红、瘦肉精、兴奋剂、洛阳铲，就可以大体明白认缴制就是这么个有毒的产品，只是使用范围不同而已。
（4）法院对股权的查封，保护股东的债权人的利益。——观察者网注），直到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规范的解释。
习近平主席讲，不要搞颠覆性改革，我认为指的就是这次的资本制度改革。香港是授权资本制，如果没有大陆的全方位支持，香港经济肯定会十分惨淡。
如果不设，你不能指望公司和其他股东来扮演这种角色。无赖公司是公司章程所定注册资本为巨大数额，但实际缴付资本则为极小数额，余额在章程中约定自公司成立后第50年或100年时缴付到位。
在公司资本和缴付期限由章程而非公司法确定并取消公司年检制度后，资本似乎和除法院以外的政府机构包括公司登记机关失去了关联度，它们不再负有监督公司资本缴付的职责，工商机关已经实现了金蝉脱壳的目的。依据数额与缴付期限由章程确定的逻辑，章程可经修改把已经缴付的出资撤回而不被冠以抽逃出资的帽子。侏儒公司章程确定的注册资本如果是2元钱，无论是否缴付，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价值微乎其微。2元钱注册资本的公司有一大堆又有什么用呢？谁又能证明我国原先的资本制度妨碍了中国的乔布斯和比尔·盖茨产生，有这种案例吗？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需要注册资本，难道不足以支持创业吗？三万元都出不起，投资者的心态和实力不是非常可疑吗？ 认缴制既然是一种制，那应该有一些必要的制度、原则做支撑，有吗？丝毫没有。
） 进入专题： 资本制度改革 。德国在2008年修订公司法时，非常关注这类公司的恶意破产问题，将管控公司风险的责任强加于董事身上。
（2）对股东利益转让提供公权协助，受让人可以查阅股东股权状态，避免上当受骗，受让后通过变更登记保护受让人利益，保障经济流转的安全。（3）股东可以将股权质押，进行融资活动，由于工商局对股权的管理职责安排，质押权人可以接受质押，现在将会非常困难。
但是，撤资毕竟会伤害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集体性的撤资应当履行减资程序，所谓监管的权利只能来自公司债权人。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11日公司法适用高端论坛中的书面发言稿。
美国法院在上世纪处理的公司恶意破产判例中确立了股东对公司的债权衡平居次的原则，世称深石原则。此即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维护债权人利益。工商系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忙活的结果是增大债权人风险，危害交易安全，蔑视全国人大民意机构的权威，本想卸下监管者的负担，但事与愿违却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甚至是自掘坟墓，加速让国人认识到未来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就没有工商局的席位，没准下一轮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工商局就是第二个铁道部。 在经历了2013年公司法改革后，我们被学习了一个资本制度的词汇叫认缴制（与注册资本实缴制相对，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
我国存在的问题有二：一是在公司治理体系中实行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的权力受股东会制约较强，因此，董事对公司破产中财产受损的部分承担个人责任很难在立法、司法中落实，或者说抽象有规定，实体难实现。二是缺乏合理的标准和经验让法官足以判断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否与其交易的规模不相适应，从而判令骗取他人钱货又以有限责任隔离自己风险的股东为债权人蒙受的损失负责。
第二部分设想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乱象提出一些修改公司法的意见。在过去，股权作为社会财富之一种，由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实现如下目标：（1）对股东利益予以第三方确认。
法定资本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项，它给公司的投资者、治理主体、债权人以及司法体系和律师植入了理性预期和理解路径。没有人解释得清楚什么是认缴制，鬼才明白。